宏印法師演講集(4)

宏印法師講演集   ◎宏印法師

從太虛大師談民國佛教(一)

太虛大師生於中國最動盪不安的時代。。他童真入道,青年時即能站出來喚醒沉睡中的佛教。甚而影響黨政軍,帶動全面性的佛教,對民國以來的佛教,其影響也是全面性的。

這次要特別感謝市政府文化中心,來主辦這場「人生佛學講座」。幾位熱心佛教青年在接洽好場所、時間後,問我要講什麼題目?我想到今年正逢太虛大師的百年誕辰,所以就利用這兩個晚上來介紹「太虛大師的生平及思想」。我常感覺:佛學的思想、哲理很高深,大概在學術界、思想界對於人生的哲學有過接觸探討的人,都公認佛教的哲理相當深奧。但這只是從經典的理論做研究,除了這個範圍外,他們對佛教的認識,思想的研究是否還有它接觸的方法呢?

有些年輕的知識分子常問:「應如何認識佛教、研究佛學?」有時我會告訴他們「可多讀高僧傳記。」因為身為中國佛教徒,對中國歷史上高僧的認識與了解是不可缺少的。

中國佛教從來被稱為是佛教的第二祖國,佛教雖發源於印度,但在中國歷史上卻發揮出燦爛光輝的佛教時代;尤其在中國隋唐的哲學思想史上,更是達到極點。我們想一想曾經這麼興盛的佛教文化,在中國文化佔有這麼崇高的地位;在歷經兩千年的歲月,中國佛教不斷的流傳、演變,直到今日。而在這麼多的朝代中,民國以來的佛教在中國文化的地位,社會各階層的影響,比起隋唐實在是沒落多了。

今日學佛者的省思

四十年來的台灣,各方面皆有很明顥的進步,佛教是否也跟著進步呢?

我出家廿幾年,可以說是吃佛教的飯長大的。多年來,我經常思考:「台灣佛教到底存在著什麼問題?台灣佛教未來的方向跟可能的發展,會有什麼樣的情況?」由於對整個教團的思考與關注,使我接觸到太虛大師的思想。

太虛大師是民國以來一位了不起的大師,他對民國以來的佛教所帶動的影響可以說是全面性的。從清末民初,中國即處於最動盪不安的轉變時代,無論在文化上、教育上、思想上乃至政治上所面臨的境況是非常紊亂,沒有秩序。所以不禁又想著:「中國人需要哪一種文化呢?」「佛教對於新中國的文化能不能給予影響力?」如就這個角度來做考察,我以為虛大師[編按:原文中簡稱]的思想、貢獻是不可抹煞的,也不應忽略。基於這個動機,我要跟各位介紹太虛大師的思想。

如果站在佛教的立場來看,以一個佛教徒對佛教的信仰,對佛學的研究;對人生生命因為追求宗教的解脫和實踐而以佛教的系統做出發點,把太虛大師所表現的風格和古代高僧做一比較,我仍覺虛大師是偉大的、是卓越的。我常在佛學院上課時跟我的學生們提到這樣的話:「要做為一代大師,應該能開一代之風,立百世楷模。」開一代之風:即開導時代的思想潮流;立百世楷模:即其所塑造的榜樣典範落實在制度行為上,足以為他人效法學習。

民初,導引西方思想入中國的大概就是胡適博士了。胡先生晚年時對在文化界的帶動影響似乎感到吃力,換句話說,影響力沒有他早期的煥發有力。有人問他:「何以晚年不見您有功力、有素養的學術著作出現?」胡先生說:「我是但開風氣不為師。」我以為虛大師亦可如此來形容。

虛大師於民國三十六年圓寂於上海玉佛寺,享年才五十九歲,如果能讓虛大師多活幾年,甚至跟隨政府到台灣來,我想今天的台灣佛教局面必然不同。

台北縣汐止慈航菩薩是虛大師的學生,當時從大陸跟隨政府撤退到台灣的大德很多,但是以從南洋直接回國教學的慈航大師,較能掌握佛教全局和領導佛教界,可惜他也圓寂太早。其餘的佛教大德則平分秋色,各有千秋。有人說:「當時的佛教陷入群龍無首的境況。」

四十年來的台灣,各方面皆有很明顯的進步,佛教是否也跟著這安定的四十年歲月而進步呢?據我觀察:台灣佛教不可否認的也進步很多。無論在教育(佛學院、大專夏令營)、文化出版、社會慈善工作上,皆呈現出一片蓬勃的氣象;道場的規模愈蓋愈大,徒眾甚多,佛學講座,聽眾也不少。這一切看起來好像很興盛,但在這一片叫好聲中,我們如能冷靜的思考觀察,會發現台灣佛教似乎缺少點什麼?我們能不能從古代高僧留下的風範中,來檢點今日的台灣佛教,應如何才能更團結?大家若關心這個問題的話,我覺得虛大師的思想值得我們認識。虛大師不但關心佛教的思想、教育、制度,還有非常卓越的見解和相當特殊的修行觀念。

我向來很喜歡看高僧傳,也相當注意佛教徒如何看高僧傳?或佛教的知識分子以何種態度來注意高僧?我以為多數的中國佛教徒在評斷是否為「高僧」的尺度上,好像不太能從思想上來做評判;只從行為的表現來衡量是否為高僧。而我正好相反,我向來先從思想去觀察。並非我否定行為的重要,行為當然是部分內在的詮釋。歷代許多高僧有終身住在高山上從不下山;有終身日食一餐;有不食煙火只吃野果等等。我們可從這些實際的行為直接去認識體會高僧的風格,但我現在所要強調的是:不能侷限在此種形象來認定某人是不是高僧。時下一般佛教徒常易犯這個毛病,喜歡從外在形象,亦即他最能直接感受給予取捨的形象來判斷。許多人尤其特別在意,這位師父是否吃得不好?是否穿著百衲衣?是否遠離塵囂?以此來認定是不是像個高僧。我們皆知印度很流行修苦行,如果以中國佛教徒的眼光來看,那印度的外道苦行者,個個皆是高僧囉!另有一類喜歡以感應神通來度量高僧的標準,則其它神教如媽祖、關公、乩童也有不千少奇異事蹟,他們也可算是高僧嗎?

我注意到從印度佛教到中國佛教,凡屬於時代性的高僧在「思想」上一定有卓越的成就,而能影響千古。所謂「思想」即指他的修行方法,對法的體證,或是自己寫下來,或是由門人記錄,有其一定的影響力。舉六祖慧能來說:他識字不多(非一字不識),但何以在禪宗的地位這麼高呢?因為有六祖壇經。如沒有六祖壇經,其地位能不能有這麼明顯、持久不墜,是頗值得懷疑的。這都多虧他的門人,將他的開示記載下來編成六祖壇經流傳後世。

唐朝以前的佛教是士大夫的佛教(讀書人的佛教),書若讀得不多是很難通達經論的。唐朝之後的佛教則較平民普遍化,因此過去對士大夫的講經方式也就不適用於平民化的佛教,因而講經方式也演變成口語化,而口語化最成功的即是從慧能大師開始。故明清以後的禪宗大德差不多都以口語教化民眾,由於確切的接近廣大民眾,所以贏得大眾普遍的信仰。

上面所說只是提供諸位參考,日後欲研究佛學,深入佛法,對歷史上高僧大德的偉大與否,其判斷實應從思想上去加以認識了解。

我時常擔心如果對佛教的提倡沒有認識到以前高僧的「兼容並蓄,包容廣大」的作法,那佛教對民聞、對文化界的影響可能會愈來愈衰微。因為許多新興宗教不斷出現,如一貫道的崛起,他們現已被政府承認,我們不可隨便批評他們,只能和他們作合法的公平競爭。我的講題是:「從太虛大師談民國佛教」,這個題目本就牽涉較廣,因此我是以虛大師為主題,然後來談談中國佛教,尤其是民國的佛教。

但願佛教興

如果我們關心佛教的興衰,希望佛教強盛,就必須從教理的弘揚和教制的健全這兩方面著手。

太虛大師(以下簡稱虛大師)生於光緒十五年臘月,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七日圓寂於上海玉佛寺,享年五十九歲。

上海玉佛寺至今仍存在,最近遇到一些去上海探親回來的佛教徒,我問他們:「上海玉佛寺的玉佛還在否?」他們說:「親眼見到玉佛。」

我也曾在中國時報所刊載的大陸幾篇採訪專文裡看到玉佛寺的報導,文中說到:「……玉佛寺的玉佛能安然健在,沒有受到紅衛兵的破壞,多虧當時的住持和尚在得知紅衛兵要來鬧事後,擔心玉佛難逃毒手,便心生一計,將整個玉佛的玻璃框用毛澤東的像片密貼,紅衛兵來,看到毛的肖像,不敢亂來,玉佛方得倖保存。」玉佛寺是上海的名勝古蹟,出過許多高僧。

虛大師生於中國最動盪不安的時代,如李鴻章所說:「中國正處於三千年來未曾有的變局。」所謂「變局」是:中國在以前是泱泱大國,鄰邦皆要朝頁中國,無論是文化、武力皆不及中國。但到清末,外國的洋炮、洋槍打進中國後,國人發現無論槍枝、政治、文化樣樣不如人,遂而產生崇洋思想。以為要喝過洋墨水才算真有學問,而虛大師即生於這種變局的時代。虛大師童真入道,青年時即能站出來喚醒沉睡中的佛教。甚而影響黨政軍,帶動全面性的佛教,實在不愧身為一代大師。他那處處為佛教設想的眼光和胸襟,實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。

如果我們關心佛教的興衰,希望佛教強盛,就必須從兩方面去著手——

一是教理的弘揚——教典理論的思想,佛法的闡揚。

二是教制的健全——亦即教團制度的健全。而這點正是中國佛教最脆弱的一環。教團制度不是單指出家二眾,也包括在家二眾。現今的在家團體,學佛風氣很盛,處處可見居士林。虛大師前曾提倡:「中國佛教未來的前途要重視青年的佛教,居士的佛教。」但如果大師看到今日的在家居士們的表現,恐怕要失望多於希望了。

我們的教主釋迦牟尼佛在當時就建立四部制的的佛教團體,這可說明:一個健康的佛教必須具備四部制。四部制即:比丘、比丘尼;優婆塞、優婆夷。具足了這四部眾才能構成健康的佛教,四部眾人人各有崗位各司所職。佛教常喜歡流行一句:「僧俗不分」這是很不健康的思想,諸位試想,如果出家不像出家,在家不像在家,佛教豈不大亂?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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